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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微书评】刘瑜:评《走出帝制》(2)

时间:2022-08-30 10:12 来源:网络整理 转载:胡非莘莘网
以小共同体精神的萎缩、大共同体精神的张扬来解释****启蒙的失败,秦晖先生这方面的分析力透纸背,可以说道出了启蒙凋零的核心机制。不过,这种 危险倾向的来源

以小共同体精神的萎缩、大共同体精神的张扬来解释****启蒙的失败,秦晖先生这方面的分析力透纸背,可以说道出了启蒙凋零的核心机制。不过,这种 危险倾向的来源是****还是“本地土特产”,则可以争议。毕竟,****自身这种“扬大共同体、抑小共同体”的传统“源远流长”,从商鞅、韩非时代就已经登峰造 极,恐怕无需“引进外资”。儒家思想(秦晖笔下的“古儒”)被法家狙击或吸纳,也不是从新文化时期开始,而是****历史的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。因此,民国初 年此类思潮的兴起,与其说是吸收了错误的外来思想资源,不如说是没能克服自己的历史遗产。说到底,知识群体对外来思潮的选择性吸收,国家主义启蒙压倒了民 主启蒙,并非偶然发生,恰恰因为外来的“国家主义”与传统中“欲为其国,必伐其聚”的“国家主义”一拍即合,才能够实现成功对接。

固然,清末有过郭嵩焘、徐继畲式清醒的“西式个人主义者”,并且假定他们——如秦晖所论证的——构成了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(这一点恐怕会有其他 历史学家表示质疑),经过甲午以来的各种民族主义“强刺激”(甲午****、庚子条约、二十一条、巴黎和会等),这种“西式个人主义”最终昙花一现,还是“救 亡压倒了启蒙”。

同样,这种“救亡压倒了启蒙”的倾向,是否如秦晖先生所言,应由新文化运动的“反儒不反法”负责,亦可商榷。毕竟,民初有像章太炎这样“反儒不 反法”的斗士,但也有很多像胡适、鲁迅这样“既反儒又反法”的知识分子。或者说,新文化运动的很多知识分子反对的,很大程度上不是周制中的“古儒”,而是 千年历史实践中与法家半推半就的“法儒”。对他们来说,反儒的真正原因可能恰恰是因为反法——脱去了“儒”的外衣,才能让人们看到“法”的内里。秦晖先生 在论述过程中,直接将周制下的“古儒”当做历史现实本身,可能简化了新文化运动抗争面向的复杂性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,或许这些“既反儒又反法”的知识分子,目的并不是消解小共同体,而是重构“小共同体”的基础——将其从单维的宗法主义转移到多 维的****民主之上。毕竟,“小共同体”和“小共同体”亦有不同,将皇权结构无限蜂巢化复制的“小共同体”很有可能成为国家主义的社会基础,而不是消解国家 主义的组织资源。只有自发生长、价值多元的“小共同体”才构成对“大共同体”的对冲性力量。事实上,直到今天,虽然儒家知识分子中不少有“从道不从君”的 “古儒”风范,但大量的——如果不是更多的——以儒家自居的知识分子似乎对国家主义情有独钟。“儒家”和“国家主义”之间既然有千丝万缕、千年不绝的联 系,指责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反儒错位似乎也是一种苛刻。

不管机制如何,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,“启蒙”在20世纪的前半期失败了。国家主义穿了件“新马甲”,重新爬出了历史的隧道,启蒙最后变成了法家变本加厉的复仇。那么,怎样逃离历史的“诅咒”?这就构成了秦晖先生在书中的第三层追问:如何总结清末民初的历史教训?

逃离历史的“诅咒”在这个问题上,或许可以这样总结秦晖先生的观点:从文化回到****。面对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,清末民初这100年左右,知识 分子们把太多精力花费在 “中西文化之辩”上了,对此,秦晖先生曾经精辟地总结:文化无高下,****有优劣。你爱打篮球我爱打乒乓球,****本身并无高下之分,不能说乒乓球还是篮球更 “优越”,但是****规则却有优劣——如果一个****规则只让一方有发球权、让裁判同时担任运动员、让一方六个人上场另一方三个人上场,不管用在篮球还是乒乓 球上,显然这是一个劣等的****规则。

《走出帝制》有很大一部分在辨析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。显然,太平天国引入“****特色的基督教”,而义和团狂热地排外反基督教,两者似乎构成 文化的两极。然而,看似两极化的文化选择,其实共生在“秦制”的****框架中。太平天国在基督教的外衣下,藏着法家“焚书坑儒”的灵魂,而义和团似乎披着捍 卫本土文化的外衣,却难逃“跪着造反”的跪姿。也就是说,任何文化,如果不能摆脱传统的****框架,都不大可能有****生长、各美其美的空间。即使是所谓“古 儒” “真儒”,也只有摆脱了“法儒”“伪儒”,才可能恢复其被抑制的优雅与舒展。

因此,转型之难不在于如何在“中西文化”之间做出一个选择,而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尊重“底线****”的****来呵护多元文化的生长。不过,当秦晖先生 小心翼翼地将“文化”与“****”剥离时,似乎策略性地忽视了这一事实:对很多人来说,文化的核心就是关于****的理念。也就是说,对相当一部分人,文化的要 旨并不是爱吃饺子还是三明治,爱穿旗袍还是西装,爱打篮球还是爱打乒乓球,而是到底要建构一个以“秦制”还是“周制”、“西式个人主义”还是“日式个人主 义” 为基础的****。显然,如果文化包括关于公共生活如何组织的政治理念,而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偏好的生活理念,那么,“****有高下”必然推导出“文化有高下” ——那种尊重“底线****”的政治文化观念“高于”那种蔑视这一“底线****”的文化观念,那种认为裁判不能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“高于”那种认为裁判可以 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。指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,知识分子追求“共同的底线”固然很重要,但是从政治上而言,“秦制”爱好者和“周制”爱好者之间 并不存在共同的底线。对此保持清醒认识,有助于我们认识政治冲突中理性的边界,更重要的是,认识到所谓“****底线”的前提是一定的“文化共识”(至少是 “政治文化共识”)。

建设这种“政治文化的共识”,或许正是知识分子所能着力之处。一方面,清醒地意识到理性的边界——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能“政治地”解决,另一 方面,仍然倾尽全力去构筑公共理性。当秦晖先生试图给“文化的冲突”指出“****的出路”时,对其难度,当然不可能没有认识。但是,“怀绝望之心,行希望之 事”,是其知识分子深沉的天真。韦伯曾说:政治是对硬木强劲而缓慢的击打……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证实一点,除非一个人试图抵达“不可能的世界”,他将无法实 现“可能的世界”。秦晖先生所坚守的,或许正是这种在“不可能”面前不断开拓“可能”的勇气。

以小共同体精神的萎缩、大共同体精神的张扬来解释****启蒙的失败,秦晖先生这方面的分析力透纸背,可以说道出了启蒙凋零的核心机制。不过,这种 危险倾向的来源是****还是“本地土特产”,则可以争议。毕竟,****自身这种“扬大共同体、抑小共同体”的传统“源远流长”,从商鞅、韩非时代就已经登峰造 极,恐怕无需“引进外资”。儒家思想(秦晖笔下的“古儒”)被法家狙击或吸纳,也不是从新文化时期开始,而是****历史的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。因此,民国初 年此类思潮的兴起,与其说是吸收了错误的外来思想资源,不如说是没能克服自己的历史遗产。说到底,知识群体对外来思潮的选择性吸收,国家主义启蒙压倒了民 主启蒙,并非偶然发生,恰恰因为外来的“国家主义”与传统中“欲为其国,必伐其聚”的“国家主义”一拍即合,才能够实现成功对接。

固然,清末有过郭嵩焘、徐继畲式清醒的“西式个人主义者”,并且假定他们——如秦晖所论证的——构成了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(这一点恐怕会有其他 历史学家表示质疑),经过甲午以来的各种民族主义“强刺激”(甲午****、庚子条约、二十一条、巴黎和会等),这种“西式个人主义”最终昙花一现,还是“救 亡压倒了启蒙”。

同样,这种“救亡压倒了启蒙”的倾向,是否如秦晖先生所言,应由新文化运动的“反儒不反法”负责,亦可商榷。毕竟,民初有像章太炎这样“反儒不 反法”的斗士,但也有很多像胡适、鲁迅这样“既反儒又反法”的知识分子。或者说,新文化运动的很多知识分子反对的,很大程度上不是周制中的“古儒”,而是 千年历史实践中与法家半推半就的“法儒”。对他们来说,反儒的真正原因可能恰恰是因为反法——脱去了“儒”的外衣,才能让人们看到“法”的内里。秦晖先生 在论述过程中,直接将周制下的“古儒”当做历史现实本身,可能简化了新文化运动抗争面向的复杂性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,或许这些“既反儒又反法”的知识分子,目的并不是消解小共同体,而是重构“小共同体”的基础——将其从单维的宗法主义转移到多 维的****民主之上。毕竟,“小共同体”和“小共同体”亦有不同,将皇权结构无限蜂巢化复制的“小共同体”很有可能成为国家主义的社会基础,而不是消解国家 主义的组织资源。只有自发生长、价值多元的“小共同体”才构成对“大共同体”的对冲性力量。事实上,直到今天,虽然儒家知识分子中不少有“从道不从君”的 “古儒”风范,但大量的——如果不是更多的——以儒家自居的知识分子似乎对国家主义情有独钟。“儒家”和“国家主义”之间既然有千丝万缕、千年不绝的联 系,指责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反儒错位似乎也是一种苛刻。

不管机制如何,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,“启蒙”在20世纪的前半期失败了。国家主义穿了件“新马甲”,重新爬出了历史的隧道,启蒙最后变成了法家变本加厉的复仇。那么,怎样逃离历史的“诅咒”?这就构成了秦晖先生在书中的第三层追问:如何总结清末民初的历史教训?

逃离历史的“诅咒”在这个问题上,或许可以这样总结秦晖先生的观点:从文化回到****。面对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,清末民初这100年左右,知识 分子们把太多精力花费在 “中西文化之辩”上了,对此,秦晖先生曾经精辟地总结:文化无高下,****有优劣。你爱打篮球我爱打乒乓球,****本身并无高下之分,不能说乒乓球还是篮球更 “优越”,但是****规则却有优劣——如果一个****规则只让一方有发球权、让裁判同时担任运动员、让一方六个人上场另一方三个人上场,不管用在篮球还是乒乓 球上,显然这是一个劣等的****规则。

《走出帝制》有很大一部分在辨析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。显然,太平天国引入“****特色的基督教”,而义和团狂热地排外反基督教,两者似乎构成 文化的两极。然而,看似两极化的文化选择,其实共生在“秦制”的****框架中。太平天国在基督教的外衣下,藏着法家“焚书坑儒”的灵魂,而义和团似乎披着捍 卫本土文化的外衣,却难逃“跪着造反”的跪姿。也就是说,任何文化,如果不能摆脱传统的****框架,都不大可能有****生长、各美其美的空间。即使是所谓“古 儒” “真儒”,也只有摆脱了“法儒”“伪儒”,才可能恢复其被抑制的优雅与舒展。

因此,转型之难不在于如何在“中西文化”之间做出一个选择,而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尊重“底线****”的****来呵护多元文化的生长。不过,当秦晖先生 小心翼翼地将“文化”与“****”剥离时,似乎策略性地忽视了这一事实:对很多人来说,文化的核心就是关于****的理念。也就是说,对相当一部分人,文化的要 旨并不是爱吃饺子还是三明治,爱穿旗袍还是西装,爱打篮球还是爱打乒乓球,而是到底要建构一个以“秦制”还是“周制”、“西式个人主义”还是“日式个人主 义” 为基础的****。显然,如果文化包括关于公共生活如何组织的政治理念,而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偏好的生活理念,那么,“****有高下”必然推导出“文化有高下” ——那种尊重“底线****”的政治文化观念“高于”那种蔑视这一“底线****”的文化观念,那种认为裁判不能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“高于”那种认为裁判可以 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。指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,知识分子追求“共同的底线”固然很重要,但是从政治上而言,“秦制”爱好者和“周制”爱好者之间 并不存在共同的底线。对此保持清醒认识,有助于我们认识政治冲突中理性的边界,更重要的是,认识到所谓“****底线”的前提是一定的“文化共识”(至少是 “政治文化共识”)。

建设这种“政治文化的共识”,或许正是知识分子所能着力之处。一方面,清醒地意识到理性的边界——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能“政治地”解决,另一 方面,仍然倾尽全力去构筑公共理性。当秦晖先生试图给“文化的冲突”指出“****的出路”时,对其难度,当然不可能没有认识。但是,“怀绝望之心,行希望之 事”,是其知识分子深沉的天真。韦伯曾说:政治是对硬木强劲而缓慢的击打……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证实一点,除非一个人试图抵达“不可能的世界”,他将无法实 现“可能的世界”。秦晖先生所坚守的,或许正是这种在“不可能”面前不断开拓“可能”的勇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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